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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区别
作者:作曲小编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1923 更新时间:2014-3-22 14:09:06
 

一、后现代主义音乐的文化特征
    西方传统音乐是理性占主体地位的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它是英雄主义的精英文化,追求深度概念。在以严谨的规范建构音乐时,挖掘作品深层含义或凝结升华出一种高于作品本身的精神力量,在这里主体性最突出。 现代主义音乐开始更多倾向于感性,这是一种高尚的感性。以印象主义为例,它注重由外物所引起的在人内心的印象,但仍是以人的视点去支配。主体若隐若现,描绘外部事物而人又在其中。它是介于传统与后现代之间的现代。 到了后现代主义音乐时期,音乐发展到了一个极端。音乐似乎变成了单纯感官的东西,是反理性的。后现代时期音乐不再称为“作品”,而称为“文本”。这里不再对文本强调某种阐释,因为每一种阐释都只代表一个人的见解,强调每个人都要参与。它是无深度,无织体,碎片化的堆砌平面式的陈述。 首先,我们应肯定后现代主义音乐的进步性,即“反叛意识”。它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挑战,是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反动。“它通过对语言解拆和对逻辑、理性和秩序的亵渎,使现代文明秩序的权力话语和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归于失效。(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它对旧有的东西勇敢地批判、否定。在音乐文化方面,艺术家们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大胆的革新试验,显示了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精神。伴随着后工业社会高科技、电子手段而出现的电子音乐、偶然音乐、具体音乐、危险音乐、生物音乐等就是这些革新试验的表现形式。 后现代主义包含着一种极端的理论,它本身也包含着很多谬误,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反动实际是以极度虚无主义的否定方式表现出来的。它以自身无中心、无主体,消解一切游戏规则将人类对真善美和正义的追求也消解了,而生命的价值和世界的意义也随之消亡了。因此我们在肯定后现代主义音乐强烈的反叛意识的同时,实际上也可怕地看到了后现代主义音乐使一切都成为可能,一切意义都成为合理。它打破了乐音和噪音的区分。传统的审美原则规定了乐音作为组成音乐的基本语汇,而后现代主义音乐对传统的盲目的全盘否定,竟然令人难以接受地运用噪音作为音乐素材。这些噪音包括自然界各种音响,以及撕纸声、咳嗽声、脚步声等等。 后现代主义音乐彻底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但是,艺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对人精神领域的作用决定它必然应高于生活。而后现代主义音乐的谬误在于它过分等同于生活,它是一种丧失了精神超越性价值的艺术。“它以高雅音乐的沉沦和同通俗艺术合流为出路,这是艺术的自戕行为。(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后现代主义音乐的另一特征是零散化。即主体的消失。主体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标志着人的中心地位和为万物立法的特权。在后现代主义中,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而无自我的存在了。当主体零散成碎片以后,以人为中心的视点被打破了,主观感性被消弥。世界不再是人与物的世界,而是物与物的世界。追求纯肉欲的感性支配,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了,只有纯客观的表现,而无丝毫表现的热情。后现代主义音乐也随主体的消亡而呈现出音乐碎片化的无中心状态。于是旋律的美感丧失了,人们对艺术的审美态度也随之破坏了。须知,原始音乐是只有节奏而无旋律的,因此而知,旋律是音乐进化的产物。旋律的消逝,美感的丧失并非是艺术的前进,而是艺术的倒退,必须导致远离听众,最终丧失听众。 随着后现代主义音乐零散化的表现,我们也看到后现代主义音乐的另一特征——平面感。“平面感”,又称浅表感,指作品审美意义的深度丧失。作品不可解释,只能体验。后现代主义音乐拆解了资本主义深度模式,它反英雄主义、反精英文化。在欣赏传统音乐时,我们可以透过其形式的建构,从中挖掘出作品的思想内涵、深层意义,而后现代主义音乐不追求深度,只求表象的一种罗列和表达,不重结果,只重过程,只是在陈述过程中感受、参与。而传统音乐作品有和声、有织体、不仅有横向线条的细腻发展变化,更有纵向的“深度结构”,是立体的。 在中国流行乐坛上,崔健及其所创作的摇滚乐是有其后现代主义意义的。无论观念上还是形式上,崔健的作品都是中国摇滚乐的重要代表。在本质上,摇滚乐绝对追求人生的真实,它摒弃了浪漫主义的一切虚饰,给人强烈的震撼、感受和参与。 崔健直接触动着人们麻痹的神经。他那嘶哑而有力的呐喊式的歌声,似乎要唤醒人们久已被后工业社会的匆忙与冷漠所麻钝的人类最原始、最本真的对生命追求的灵性。崔健的作品完全以感性的方式直接抒发了在价值观念快速变化社会中,人生的真实感觉,凝聚了历史与时代的丰富内涵。他的作品是一种实在的心灵倾诉,它对生活施以最无情的解剖,但却是最真实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东方,显示出勃勃生机。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音乐的历史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并揭开了新的、更加灿烂篇章。

  建国后的40余年,我国人民经历了大陆的解放和地方人民政权的建立以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初步改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及“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不同阶段。我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指引下,通过辛勤耕耘,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音乐事业建设和人民音乐文化生活、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比建国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中国当代音乐的发展必然要受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它的发展是和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二、 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的重视,政府动员了大批的音乐工作者,会同有关方面,共同对全国各民族的乐种、曲种和剧种进行了广泛、深入和全面的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规模较大的调查活动有:1950年对江苏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即阿炳)的传谱和演奏技艺所进行的采录、整理工作,使其优秀的二胡曲、琵琶曲和演奏技术得以传世;1953年对“河曲民歌”的调查,以及对我国民歌大面积的搜集和整理工作;1956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古琴音乐的调查,寻访了全国近百位古琴演奏家,搜集到一批重要的古谱文献,并通过“打谱”和录音,使已经绝响的《碣石调·幽兰》、《广陵散》等历史名曲得以复现。与此同时,开始汇编出版《古琴曲集》等历代琴谱史料文献;1957年对“孔庙音乐”(大成乐)的调查和整理;特别是对“侗族大歌”、“十二木卡姆”、“西安鼓乐”、“苏南吹打”、“浙东锣鼓”、“福建南音”以及“江南丝竹”和“广东音乐”等重要乐种的调查,不仅采录到大量的音乐历史资料,同时还发掘和抢救出一些濒临绝响的乐种、曲种和剧种以及历史上珍贵的乐曲;1957年——1959年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所进行的对各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以及60年代初开始为编辑《中国民歌集成》而展开的对全国各地民歌的系统调查,所取得的成果和收获十分喜人。


  1对民间音乐家阿炳的音乐的抢救整理

  2对传统民歌的收集整理

  1953年秋中央音乐学院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所采集组赴山西河曲一带对当地的民间音乐进行了调查很有成绩,这次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歌曲和戏曲资料,写出了《河曲民歌采访专集》。

  3“五大集成”工作

  1960年的《中国民歌集成 》

  粉碎“四人帮”后的“集成”工作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

  《中国琴曲集成》

  这5种“集成”,每种均按省、市、自治区分卷(即地方卷),如果全部出齐共达120多卷,共约3亿字。1995年前后分批出版。“五大集成”篇幅浩翰,具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实用性。

  “五大集成”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文化部门和音协,组织和动员了广大音乐工作者、民歌手、民间艺人、民族语言学家等专门人才,对各类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了抢救,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普查、调查,采录下大量的口碑资料(含乐器及与之有关的背景材料)。与此同时,我国广大音乐工作者还对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进行研究,并从内容到形式、从形态特征到与人民生活的联系,扩展到“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比较学”乃至“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各地搜集的民歌就有近30万首之多。编入《集成》地方卷的约35,000首。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初审、复审、终审工作已分批分期进行。《中国民间歌曲·湖北卷》、《中国民间歌曲·山西卷》等地方卷已经正式出版发行。《五大集成》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不仅积累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同时也为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代专门人材,这是一笔无可估量的宝贵财富,对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对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4  对各民族民间乐种的整理抢救

  “侗族大歌”

  “西安鼓乐”

  “十二木卡姆”

  “苏南吹打”

  “浙东锣鼓”

  “福建南音”

  “江南丝竹”

  “广东音乐”

  5  民族乐器的改革

  其主要标志除民族乐器的生产工业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和国家颁布了一部分乐器生产质量标准;

  1954年和1959年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乐器改革座谈会,推出了一批改革成果。

  1956年国家轻工业部科学院所属的乐器研究所的成立,对我国乐器的改革和制造是一个极大的促进。我国的民族乐器,如古琴、古筝、琵琶、扬琴、二胡、笛、笙、芦笙、唢呐、管子等乐器的改革均取得了可喜成绩。

  乐器的改革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了民族器乐的创作,我国五、六十年代民族器乐创作的繁荣与民族器乐的改革成就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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